淹城三道城墙之间，现均有一土坝相通，但这三道土坝筑于20世纪50年代。春秋时进出淹城没有陆路，而是水道划船(独木舟)进出。其走向为：在外城墙的北部偏西处进入，沿着脚墩、肚墩、头墩的西侧向南，直达外城墙的南部城脚，两处沿头墩的南北两侧东折进内城河，再沿着内城墙现今的出入口进入子城河。外城门和内城门均为水门，子城门位于子城墙南部正中位置，宽约2米。淹城被考古学家喻为“中国江南第一城”，它的建筑形制，不仅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智慧和创造，而且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依据。

　　二、淹城的性质：七种观点悬而未决

　　淹城的最早历史文字记载是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常武地区，在春秋时称延陵，至汉改曰毗陵，春秋时期为吴王寿梦四子季札的封邑。北宋《太平寰宇记》云：“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地。”《史记》云：“吴公子季札所据，是为延陵之邑，吴为越所灭复属越，到战国时越为楚所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城’”。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云：“淹城，在(常州)府东南二十里，其城三重，壕堑深宽，周广十五里。”除此之外，常武地区的一些地方志亦有零星的记载，如宋《咸淳毗陵志》云：“淹城在阳湖延政乡”等。

　　淹城已经历了2500余个春秋，尽管东汉以来对其不断有记述，但真正对淹城进行研究，只有近70年的历史。1935年，卫聚贤、陈志良等考古学者首次对淹城进行了实地调查，确认淹城为一处古代居民的活动遗存，并发表了《淹城访古记》一文，使藏于深闺的淹城重为世人所知，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内城河出土了3条独木舟和一批青铜器、几何印纹陶器。这批文物的出土，首次展示了淹城遗址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内涵，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关注。这批重要文物的出土，显示着淹城本身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随着江南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文化面貌不断得到揭示以及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淹城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纷纷勘察淹城，发表了不少论著。1986年5月至1991年8月，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对淹城进行了为时6年的考古发掘，解决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积累了一批珍贵的考古资料，为全面研究淹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淹城的性质，目前根据学术界研讨的成果和历代记载可归纳为7种观点：1、奄族原居于淹城一带，后迁徙于今日的山东曲阜。2、周成王东征时，奄人徙于江南始建淹城。3、这里曾有一个淹国，淹城为都城。4、吴囚越质子处。5、季札的封邑。6、吴国早期的都城。7、吴国的军事城堡。

　　2500年前，淹城到底是什么?至今还是一个众说纷纭的千古之谜。它除了给淹城本身增添更多的猜想外，同时也为淹城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土墩的发掘：破译历史的密码

　　淹城四周1公里范围内，原有大小土墩数百座，现仅剩70余座。土墩高1?5～7米，直径大多在25～30米之间，亦有小到1?5米，大到45米左右的。在淹城外城的西部，南北向排列着三个高大的土墩，俗称“头墩”、“肚墩”、“脚墩”。“头墩”和“脚墩”高近10米，占地约2亩。对城内外的这些土墩，以往说法不一，或认为是军事设施，或认为是墓葬，亦有人认为是可能与高台建筑有关。为了摸清这些土墩的性质，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对城外的干家墩和城内的头墩进行了考古发掘。干家墩堆积共分五层，第三层、四层和五层上分别清理出4座墓葬，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40余件；“头墩”揭示出一东西长20米，南北宽6米的大型积炭墓，墓中棺椁葬具均已朽尽，唯朱红漆皮依稀可辨。随葬器物集中在墓室的西端，共出土原始青瓷器和几何印纹陶器等近300件。这是同时期同类型墓葬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表明墓主的身份很高。通过考古发掘，证明淹城城内外的这些土墩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江苏南部地区流行的土墩墓。城内为一墩一墓，可能为贵族墓葬；城外为一墩多墓，可能是平民的家族墓葬。淹城遗址的概貌可以用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来概括：“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内高墩，外高墩，四周林立百余墩，城中兀立玉女墩；内河坝，外河墩，通道唯有城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

　　土墩墓的发掘，翻开了淹城这本史书厚重的一页，土墩墓发掘结果表明江南地区当时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墩墓是淹城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